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垂涎，蓄意制造事故向国民军开刀。事缘国民军借北伐成功，而在山东济南面对日军的挑衅，先后杀了6,000余名中国军民。这轰动一时的案件发生在1928年5月3日。由于国民政府未敢硬碰，也就签署《中日济案协定》（1929年3月28日）。但事实证明，日本无意退让，因而在两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侵占东北三省，开响日本侵华第一炮。
在此事件后，中国民众杯葛日货，另外也有人在新加坡发动经济蒙难军民的筹账会，这个人就是陈嘉庚，他通过怡和轩号召122个团体响应筹账大会，超过千人参加。在主席陈嘉庚领导下，成绩斐然。
但在另一方面，在新加坡立足的胡文虎也发起筹账运动，和陈嘉庚打对台。这又再一次拉开两人的斗争，直到二战前夕双方才化干戈为玉帛。
由陈嘉庚领导的山东筹账会在1928年5月17日的会议决定制定委员工作时间表，扩大会员，也催促马来亚各地开展募捐活动。结果在一夜之间，怡和轩成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到了1929年1月30日，陈嘉庚受到巨大压力下才宣布停止宣传与筹款。这是因为英方的华民护卫司对这种有煽情的筹款有所担心，乃阻止继续搞活动。
陈嘉庚之所以把精力放在山东筹账会上是因为这个组织成了怡和轩（原本社团无需注册，但在1932年5月4日后它才成为一个注册团体，一路来成为陈嘉庚的左膀右臂）的外围先锋，得以和中国各地政府和军阀有所往来。
有了怡和轩这个重要基地，陈嘉庚如鱼得水，大展鸿才，进而将它发展成为日后筹账会的核心。
与英殖民政府杠上
本来英殖民政府对怡和轩的活动不表满意；尤其是在筹款救济中国灾民方面，认为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因为华民政务司兀敏对陈嘉庚将筹款所得的8万元用来在南京兴建一间中学有所不满；同时陈嘉庚再筹8万元充为学校经费之用。结果激怒了英国人对怡和轩的态度转硬。但又有另一桩事引发的：英方指责这个俱乐部在1932年介入所谓“田中奏折”事件。
所谓“田中奏折”是由于陈嘉庚动用《南洋商报》为福建会馆和怡和轩承印2万份“田中奏折”的中文本所引起。有关文件揭露了日本田中首相侵占东北、吞并中国、占领全亚洲，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帝国美梦的阴谋计划。
在英殖民政府得悉后，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泰文怒斥此宣传品为“纯属捏造，旨在宣传”。但陈嘉庚等华侨相信这是真的（最后证明日军的侵略是真的）。基于事态严重，总督原欲查封怡和轩，指它未经理事会通过即自行引刷不真实的宣传品。后经调解，才转成怡和轩进行注册成为合法团体，以受制于政府订立的社团条规。
第一步，胡文虎也借济南事件转向支持国民党领袖张永福及林金殿等人，他们也在山东筹账会内担任执委，准备向陈嘉庚开炮。
事缘此次筹款的运动获得新加坡华人大力和踊跃支持，共筹得134万元。响应这场运动的有工人、德士司机和欢场之歌舞女等。如果连同新加坡以外的华人捐款，总共达到500万元（这是1929年正月总结的数目）。
根据史学家杨进发（《陈嘉庚传》作者）统计，这场运动比起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惨案还要成功，几乎调动了每个华人的“恻隐之心”。
前文提到陈嘉庚等人将余款捐给南京建一所中学后，却有节外生枝的事件发生。
其中执委之一的林金殿建议将剩余的款项转捐给胡文虎领导的“华北旱灾筹账会”。在拉锯战中陈嘉庚占上风，通过将余款转入前山东筹账会户口，以便转捐给学校。但当陈嘉庚将树胶公会捐来的6万元存入山东筹账会时，竟不能过账。原来林金殿（也是树胶公会主席）已告上法庭。
毁家办校成典范
这场官司其实是陈嘉庚与胡文虎的角力战。经过两年的拉拉扯扯，高庭终于在1931年7月作出判决，判树胶公会胜诉。
继之林金殿上诉高庭，要求将6万元作其他用途，但败诉，而由林负责堂费。
再经上诉，又判林胜诉，改判山东筹账会负责双方堂费。
山东筹账会又不服，上诉到枢密院胜诉。最终决定将剩下的73,500元（叻币4万元）汇进南京财政部户口，以账济山东省在1933年水灾的灾民。
至此，陈与胡之间的斗争已无和解的可能。一边是福帮老大；另一边是客帮老大，斗争起来已非个人之争，而是涉及民族与帮派之争。
这里需要作点补充：
（一）陈嘉庚虽不是报人，而是载誉于一生的教育慈善家，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成立的（1921年开课）。在1923年时，陈嘉庚应邀组织报社，取名为《南洋商报》。他之所以投资报社是因为他的产品常年在四家报馆打广告，不如办报也可利用印刷机承印其商品包装。
最初的时候，这家报社是保持中立的，也无党派的。在1935年时（主要是其女婿李光前掌管），报份跃升至日销3万份。
后来（战后），陈嘉庚在胡愈之劝服下，又于1946年合股办《南侨日报》。这一份报纸很快就表明它是亲中国的，而且是亲中共的。因路线倾左，于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
事实上，陈嘉庚的成就不在报业，而是在多元化的生意上。他毁家办校的典范也历久不衰。
当他在1940年访问中国时，已心有所属亲向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