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诗坚
在此之后的1978年5月19日，范俊登又从印度写了一封长信给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不但措词强硬，而且似乎与林吉祥道不同不相为谋。
信中这样说：
“在1977年12月17日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台端有在会上致词，呼吁各国恢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会员籍。现在我手上已有台端的完整讲稿，您说：①马来西亚的压制（法令）是应受指责，而新加坡的压制可以从一些因素来支持。②1960年国内安全法令有授权马新政府可以逮捕反对党人，而且可以无限期扣捕而无须公开审讯是“罪恶”的，但只要不是经常滥用。③人民行动党只是在没审讯扣捕下离开了人权，但这是与武装的共产主义作斗争。因此应该让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重回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以便能在内部影响，优过在外争执（国际社会的争执）。
这一段言论使我确认了外界对新加坡的指控或怀疑。
我在1967年正式加入民主行动党，而在1968年辞卸我的教职。我曾认为我的献身可以带来一个更为平等和公平的社会，包括新加坡。
如今，我谨此辞卸民主行动党的中央理事及国际秘书职，同时我也退出民主行动党。”
另一方面，对林吉祥来说这是一个困难和痛苦的决定。在有关范俊登的退党信于5月19日公开发表后，原本在1978年5月出版的林吉祥第一本处女作《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马上加插两页“解释和交待”范俊登的辞职事件。由此可见，林吉祥特别重视范俊登带来的巨大冲击。既不可保持沉默，也不能不回复，只好用比较温和的措辞作了回答。
矛盾是决裂根源
其实，整个核心内容是林吉祥与范俊登对“新加坡实施的内部安全法令”有不同的诠释。林吉祥在感情上用比较含蓄的观点，也为新加坡作了辩护；而范俊登一针见血指责内安令是压制性政策，不得人心。针对这样的矛盾，林范公开决裂了。
林吉祥是这样答复范俊登的。（参见林吉祥著《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1978年）
文告说：“范俊登从1971年至1975年的5年内，一直受到煽动案审讯的精神磨折。该案曾两度上到枢密院，伴随的是罪名成立，范氏的国会议员资格被取消。
范氏从1975年11月开始离开马来西亚已有两年，我曾要求他回马协助组党工作，但他表明对马来西亚民主程序幻灭，也对宪制斗争失去信心。
令我神伤的是范俊登的分手途径；而更令我悲恸的是范俊登在寻找从万里望及大马政坛上退出的一条光荣的政治出路时，竟然选择了民主行动党为他鞭鞑的对象。
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
在东京的记录显示，日本民主社会主义党曾建议对人民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的会籍事件进行检讨。在评论中我说这个问题有需要作更深的研究。在1976年（指1976年5月29日记30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通过取消人民行动党会员籍。林吉祥有出席，并做出解释）我曾对此问题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采取极端措施考虑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开除之前，如果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作出更深一层的研究，那将更贴切与有利的。如果在扣留不加审讯的范围内，其影响力施于人民行动党，则其更大的效果应该是来自国际社会主义内的成员（评说）而非外界。
假使范俊登对民主行动党内的任何政治问题有所不满，他要作的正确和适当的事便是在党大会中提出他的意见。事实上，我去年在剑桥大学遇见他时，我建议他回来马来西亚。同时我会为他召开一场特别党员大会，让他发表有关民主宪制斗争无效的意见。
范俊登不曾利用党的这项途径，但却宁愿根据他获得的一些不正确的报告及许多无事实的例子来向民主行动党作出攻击。”
不满干预内安令
如今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导因竟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付政敌的政策不被范俊登认同。他也因此“怪罪”林吉祥站在人民行动党一边，为新加坡的内安令作辩护。
当然范俊登不是第一个退党的人，但却是第一个被林吉祥扼腕痛心的人。因为林吉祥与范俊登一样，也有过更多的政治故事。因此介绍林吉祥和范俊登的关系是必要的。
正像范俊登那样，1941年在峇株巴辖出生的林吉祥在从政之前曾在新山当临教1年（1960年）。1961年他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当记者。1963年到1965年，转任新加坡全国新闻从业员协会秘书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新加坡职工会领导人蒂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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