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英国不但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及泉州等港口设立“卖猪仔市场”外，也在新加坡和槟城设立“供应站”。为表明“猪仔”是自愿出国的，新加坡成了中枢者，凡出国者来到新加坡时必须再通关，以除后患。
除了通过“劳工契约”出国外（因举目无亲，两手空空，不被卖又如何出国？），又有另一种是当事人已有南洋落脚之地，就不必将自己买给中介人，而是以“自由身”付款来到所指定的地方。
例如我的父亲谢湖添在年轻时也飘洋过海来到槟城（1938年）（此时已废止卖猪仔契约）。因此他们三人（另外两位是同乡）只得自己找工作。我的父亲因为在家乡懂得草药和中医学，得以在余仁生谋得一份工作。但这种晒药材和烘药材的工作工资少，加上1941年杪日蝗军入侵槟城，我们举家搬到高渊避难，父亲只好靠种树薯过日子。
直到日本投降后，父亲才回到老本行。可是已不能回到余仁生，只好到江沙求其朋友（也是姓谢）帮他找一份工作。这位经营药店的友人也有胶园和土地，生活过得不错。他在巴力这个小地方为父亲谋一份差事。老板出资开药店（半边店面），父亲“坐堂”当中医和卖药。真没想到这么一晃就是30多年，直到父亲退休返槟颐养天年时，因体弱多病，在两三年后，于1982年与世长辞。
虽然我父亲不是被卖猪仔的，但他们南来时也是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只是勤勤劳劳地操劳一生。但为求“神明”指示，父亲等三人来到海珠屿大伯公庙求签，希望能时来运转。结果三人际遇各有不同。与我父亲一同来槟的友人因开锡矿发财了，而另一位友人比我的父亲还不如意，只得为人做账，工资微薄也养不了家。一家人在六条路租住在狭小的房间里。父亲也是泥菩萨过江，帮不了他。
签署合约以表自愿
尽管鸦片战争前已有西方列强按其殖民地的需求，从中国引进廉价劳工，例如在1625-1627年间，来到吧城的华人有4,280名，后来有2,854人留在吧城。在这之前，占领马六甲的葡萄牙军人为解决劳工的短缺，也向中国强迫劳工输入（葡萄牙在1623年占有澳门）。及后荷兰统治者为招华工南来，采取比较“斯文”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些通过中介人安排的移民华工就得签署合约，以示是自愿到海外谋生，而不是受压迫的。
根据史料现实，我们可以断定华工大规模的南移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的华工南迁是在1840年后才大规模的进入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等地。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暴露了封建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英国及其他国家正亟需劳工供应，一个所谓“华工契约”便形成了。凡是出国者绝大部分只得委身中介人抽取佣金扣除船费和膳食费。此外还要另付给相关官员“咖啡钱”。一算下来，也等于这些“猪仔”得白干一年无工资的苦力工。
在清廷与英国签署的《南京条约》（1842年）时，除了同意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外，也允许英方的中介人在澳门、香港、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设立“猪仔馆”，让有意出国打工的人到“猪仔馆”签署“契约华工”。
就这样，这个制度从1840年前后已被采用，直到1912年（真正是在1916年）才停止使用。因为这一年孙中山已推翻了满清政权，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包括废除不合理的契约。
除了“猪仔”还有“猪花”
根据《中华血脉》作者统计，在1840年之前，下南洋（东南亚）的华人已有150万之众，这些人包括转到美洲和其他国家的苦力。单单在槟城的人口在1833年时，华人只有1万余人；但在1840年后，华人人口才激增起来。例如在1851年时，槟城又增至2万余名华人。这说明了华工是甚受欢迎的。据不证实的统计，在1860年左右，已有200万华工在东南亚地区落脚。
来到1922-1939年的17年内，从广东、厦门及香港输出的华工就超过500万名。
槟城作为英国第一个占领马来亚的地方也成了猪仔买卖的集散地。他们这批劳工被排列在旧观仔角的长堤上，供“雇主”挑选而带回家。
另外还有一种不是“卖猪仔”的契约，而是“猪花”契约。这些来自中国女子被贩卖到马来亚各地卖淫。因此槟城曾出现过“妓女街”，印证了娼妓业一度十分猖獗。但因为男工多过女性，比例是8:2，因此当局放宽妇女的进口，一小部分在此与华工成家立业，不再思念回家的梦。
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在今天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多是鸦片战争后带来的后代，其中有悲剧人物，也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人生坎坷路。真正幸福的家庭只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有千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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