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马来西亚的华人有其幸运的一面，也有其不幸的一面。例如，1969年发生的“513事件”就是华人的另一个悲剧。这场悲剧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这还得从1967年说起。在那一年，左翼的劳工党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走上街头斗争（在这前一年，即1966年，因劳工党不认同人民党的“语文政策”，双方终于分道扬镳，于1957年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也宣告瓦解）。
这之中的分家不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对联盟政府提出的“国语法案”有不同的看法。人民党认为应支持政府的国语法案，加强国语的全面使用，突出国语是国家的唯一官方语文；但劳工党主张多元文化，反对政府推行单元文化，双方也就以分家告终。
在与人民党决裂后，劳工党更加偏向激进路线，也就在1967年有两个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1967年10月，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槟城举行，宣示了文革的进路线与模式，大会选出一个以华教份子为主的领导层。第二个转变是在同年的11月24日，借政府宣布英镑（有女皇肖像的纸币及硬币）在马来西亚贬值15%，乃号召民间举行罢市和示威以示抗议。在槟城率先举行下，迫使政府宣布零钱不贬值，但未同意旧币与新币等价，也就酝酿其他州也策划罢市和示威运动。但政府先发制人，制止劳工党的罢市号召不能在其他州开展。不过槟城的罢市则是成功的，当天几乎城市内的商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也有劳工党领导的示威在市区内游行。不幸的是，有关游行在日落洞发生种族上的冲突。
转入1968年，劳工党除了在各地张贴标语反对政府的打压外，也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对选举展开杯葛，理由是马来西亚的民主已“死亡”。诸多劳工党领袖都被内安令关押，造成党内操作瘫痪，因而决定促请劳工党的各级议员（国会议员、州议员、市议员和地方议员）集体辞职，且放出风声已对选举失去信心，没兴趣继续玩选举投票。
与此同时，在1968年及1969年之间，有三名劳工党党员在各地张贴标语时受到枪伤而逝世，激起了民愤，特别是林顺成在1969年5月4日被击毙，5月9日的出殡场面之浩大，也令所有人提高警惕。
刚巧5月10日是投票日，未想投票的结果是执政的联盟惨遭痛挫。在104席的国会（西马国会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未再如前控制2/3的议席，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其中巫统有51人当选（参加67席），马华也只剩下13席（参加33席），加上国大党2席勉强超过半数。如果再加上东马的议席，共有144席（104席在西马、40席在东马）。这种结果是非常令联盟坐立不安的；尤其是雪兰莪及霹雳州也因联盟未取得过半数的议席而不能组成州政府。在雪兰莪共有28个州议席，联盟只拥有14席，未超过半数，不能即刻组成州政府。霹雳方面也是未达半数，在40个州议席中，联盟只占了19席，亦不能组成州政府。
在此关键时刻，行动党的吴福源拉拢民政及人民进步党等，希望能在雪霹组成州政府，但未获得民政的陈志勤同意，也组不成州政府。
胜利游行刺激了敏感神经
当时局来到5月13日时，在雪州发生了种族骚乱，愤怒的执政党人也对反对党人的“胜利游行”感到不满，于是在乱局中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流血事件。5月14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初步统计有39人死亡及114人受伤。到了5月15日，官方宣布接近100人死亡及约150人被捕。但民间统计有200人死亡及270人受伤。
5月16日，政府宣布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 NOC）由敦拉萨（副首相）担任行动主任，掌管国家大权。东姑仍为首相，但已靠边站，不再具有行政权力了。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如下：（从1969年5月13日至7月31日）
（A）各族死亡人数：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度人13名及其他人士15名，合共196人。
（B）各族受枪伤人数：华人125名；马来人27名；印度人17名及其他人士1名， 合共108人。
（C）各族遭受其他武器攻击的受伤人数：华人145名；马来人90名；印度人9名及其他15名，合共259人。
（D）被警方拘捕及控上法庭的各族人数：华人5,126名；马来人2,077名；印度人1,874名及其他60名，合共9,137人，但只有5,561人被提控上法庭。
（E）各族人士报失而未寻获者：华人25名；马来人7名；印度人7名，合共39人。
（F）有221辆车及753间房屋被损毁。
真正的走入和平年代
在“五一三”事件后，我们看到的是：
① 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出现，从联盟到国阵，吸纳更多反对党，成员党也由3个增加至9个。因此“五一三”后不是政府脆弱，而是更加巩固。因为反对党中的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民联合党已被收编。
② 在“五一三”后，政府有较多的时间调整政策和策略，“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台的。与此同时，当政府已控制大局，且有信心收服所有的政党后，也释放被捕的反对党领袖，包括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更甚者，在1971年初解除戒严后，敦拉萨也允许陈修信大搞华人大团结运动，但这已是无伤大雅，不但华团运动在半年后出现分歧而分家，而且根本威胁不到马来人。
马来人通过政权和新经济政策将国家变成“土著”和“非土著”，又分“回教徒”和“非回教徒”。这种分化进一步巩固和稳定了马来人至上的思想。从马哈迪到慕尤丁，无一不是维护马来人至上的领袖。因此马来人不会担心被分化，恰恰相反，他们有各种渠道让马来人至上的观念维持不变。
顺带一提，东姑在五一三过后曾力斥马共煽起冲突，但内长敦伊斯迈（兼副首相）则认为马共也同样感到惊讶；后来陈平出书也解释了马共在当时增加许多党员，但表示对513事件感到惊异。
从1969年到1989年的整整20年，我们才看到马共与泰方及马方达成和平协议，真正的走入了和平年代。如果我们认真研究，513事件的伤亡人数其实并不多，但在过去30年来每每被政客提起“513事件”以警示华人不要“惹事”。这种“陈腔滥调”也不管用了，不然净选盟的大示威（2007年、2011年及2015年）怎么会吸引20万人上街呢？可见新一代人要求的公平与正义并没有改变，也不会因513事件而裹足不前。排华论在21世纪的今天也已经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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