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的前采访主任蔡元贵即刻报了一门水电修理课程。他有幸受到一家与《苹果》政治光谱类似媒体的青睐，令他重返媒体，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而许多像蔡元贵这样有《苹果日报》等自由媒体背景的香港记者在政治严重分化的今天面临职业生涯的艰难转型，对《苹果日报》前员工的不雇佣禁令在一些亲北京新闻机构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
有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因经常刊登批评中共的文章，长期被中国官媒称为“毒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去年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今年6月，警方以同样的理由拘捕了其母公司壹传媒的五名高层，冻结了公司资产。短短几天里报社宣告停刊，集团旗下刊物和网站也相继终止运营，导致数百名员工失业，其中不乏像蔡元贵一样的编辑和记者。
有了新工作 悲痛与失落没减少
蔡元贵在《苹果》任职的22年里，他曾带领团队揭露过香港政商丑闻，曾向当局施压暂停一些有争议性的法案，也跑遍这个城市各个角落报导突发新闻和各种社会运动，甚至在中国较开放年代进入过中国做现场报导，成为该报少数获北京颁发采访证的记者之一。
黎智英被捕后，许多《苹果日报》的员工都感觉到，报纸可能“过不了今年七一”，即《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时。
“好像一个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蔡元贵打了个比方说。他拖着疲倦的身体撑到停刊最后一刻，为报纸写下最后的篇章。
离开《苹果》后，蔡元贵受一家媒体之邀入职，有了新工作，但这并没有减少自己的悲痛与失落。除了时常因听到前同事被捕或出庭的消息倍受煎熬，他也为失业同事的处境揪心。
《苹果》停刊后，许多人选择从零开始，去做一份完全不同的工种；还有人开始卖字为生，为商业机构撰写软文和广告。
当然依然有少数记者在离职后开设社交媒体专页，在缺乏安全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以独立记者的身份报导事实。蔡元贵佩服他们的精神，不过人到暮年的他说自己已经没有心力重起炉灶。
“长期依附住一个平台，突然要我一个人重新开始，好像没有了那样的冲劲”，他有点遗憾地说。
打散工度日 没有公司肯聘请
《苹果日报》停刊后前员工萧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离职三个多月仍没有找到全职工作，目前依靠一些文字编辑的散活度日。他在《苹果》工作五年，曾是中国新闻部的采编人员。
“政府机关不能应聘，公营机构不会考虑，连一些传媒机构都下了‘禁令’”，萧风说。一位朋友本来想介绍他进入一家亲北京媒体，但该媒体的主管暗示：暂时不要考虑前《苹果》员工。
“所有的门路都封死了”，萧风说。他的不少前同事去了餐厅当服务员，还有一些突然决定移民，离开了这个城市。
与此同时，警方还在对媒体工作人员实施抓捕，并称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萧风在脑海中盘点过自己做过的报导，认为都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应享有的新闻自由，不会触碰到当局的红线，但《国安法》下定义模糊的相关罪行依然令他感到恐惧，要求匿名接受访问。
“好像有把刀悬在头上，”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举上头顶缓缓地画了个圈，“可能永远都不会落下，也可能随时落下”。但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萧风也从没后悔自己曾在《苹果日报》工作。
“只要《苹果》存在一日，我都会在那里工作一日，” 萧风说。当许多同事得知机构动荡而陆续辞职时，他继续工作直到停刊前最后一天。
“我想见证到最后一刻，让它最后几天也能完完整整地出街，让市民觉得值得买”，萧风说。他每天收听香港的广播，翻看网路报刊，觉得没有了《苹果》，香港媒体“只剩下（对当局）不痛不痒的批评”。
怀念自由度 无处安放的梦想
被卷入失业洪流还有28岁的夏家朗， 此前是《苹果》的摄影记者，在那里工作了7年，几乎是一个人最好的青春时光。
如今他没有全职工作，除了帮一些环保机构、社会企业拍摄照片之外，他还到餐厅、工地打零工，准备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维修电器和园艺。
离开《苹果》后，夏家朗最怀念的是该报给他的自由度。他年纪轻轻就去过美国、越南、菲律宾、台湾等地采访，这是许多初出茅庐的记者梦寐以求的。一个记者通常需要花费数日甚至逾月时间拍摄一个故事，这对许多媒体来说是花不起的人力与财力，但《苹果》做到了。
但前《苹果》记者的身份似乎成为一种不祥的标签，让像夏家朗一样的年轻摄影记者无处安放自己的梦想。
除了自由的表达空间和支撑记者发挥所长的资源，受访的前《苹果》员工还不约而同地提到，《苹果》曾给他们带来的独特归属感可能是其他机构再也找寻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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