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辉聪
疫情渐缓，每个人的心情肯定松了下来，但随之面对的是收入问题。抗疫两年多，很多人的口袋破了一个大洞，还要去挖养老金；那些外送司机，也是叫苦，因为开放后，订单减了，但挤入这行的人，却越来越多。
“老板，做到10月，我就不做了。”9月的一个下午，一家村鸡农场的工人达卜说。“工作签证太贵了，又没人帮我承担，我只好去建筑工地做，那边的老板说帮我处理。”
达卜来自孟加拉，在这里多年，之前的签证更新费都是农场老板处理，但疫期两年，农场的高价特选村鸡，销路受阻，加上饲料来价高涨，整个运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阻碍。“要三、四千，我没有这么多钱。”他觉得很委屈，一直说以前不是这样的。
有好些小园，都面对银根紧缩的境况，虽说工人难找，能保住一个就一个，但一些工人取得签证后，会因为更高薪而带着签证逃去其他园，原有的园主反而会被罚款。
外劳是异乡人，是来淘金，养活家乡的家人，在他们心里，钱最重要，也不说本身的技能是否合格，所以薪金稍高就会“跳槽”。他们当然也知道，现在到处都需要工人。
“附近的辣椒园，6个工人一夜都跑了，一个月1,800令吉都跑，留下园主在发愁，我马上叫工头给全部工人加薪20%，每个月超过2,000令吉了，还给伙食，这年头，不这样又能怎样，除非把园卖了，不做了。”一个园主在喝茶时，这样说的。
旧债未清新债又来
工人说，月入1,800令吉，1,200令吉寄回乡，自己留600令吉，平均一天只有20令吉，“老板，现在鱼菜肉，什么都贵，20块钱能怎样花？”
老板会问，那多少才够？不可能无上限的一直调涨工资。如果依据国家银行于2021年第一季的调查，在吉隆坡，一名成人每月需要2,700令吉来维持基本生活开销；没有孩子的伴侣需要4,500；有孩子的话是6,500令吉。
外劳呢？不用付水电（除非自己租房）、所得税、贷款，甚至门牌税和排污费；在园里，他们会种一些菜（或食用园主种的菜）、钓鱼、甚至养几只鸡，需要买的是米饭、食用油、煤气等等；最大开销是家乡的消费，双亲、妻子和孩子等等。
大家都有难处，小园主和工人的矛盾也因此产生，一般上，家乡要急钱就跟园主借，然后慢慢从薪金中一点点的倒扣，旧债未清，新债又来。“催得急了，就偷时间去赚外快，趁园主不在去帮别家园割草或采收蔬果，更糟糕的就是偷自家园的，他们是帮我们，也会害我们，一不如意就跑，留下烂摊子。”一名园主说。
几年前，我园里有一对工人夫妻，在家乡的孩子长大了，要买手机，妈妈不给，爸爸却心疼，寄了800令吉过去，没几天孩子又说要储电器，又寄150令吉去。接下来几个月，就乱来了，大清早4点去割胶，回到我的园就睡到10点，做没两下就到午餐休息。
下半天，不是太热就是下雨，作业混乱，其他工人就投诉，闹个没完没了。那时期，工人还不难找，所以就炒了。
说走就走苦了老板
另一个朋友的情况更糟，接近过年，工人之间因借款追债问题大吵，其中一人发了狠劲，开动翻土机撞向另一人。“我忙着载一车黄瓜去大巴刹，园里又出事，还要赶回去处理，花了几百块医药费。”闹事之后，其中5个拿了工资就逃走，剩3个，满园黄瓜来不及采收。
屋漏偏逢连夜雨，来了一场连绵大雨，整个瓜棚倾倒，大大小小一吨多的黄瓜，近半报销。
槟岛的朋友说，上午去送交榴梿时，80多岁老父就坚持要守在山园出口，提防外劳把榴梿交给外人；“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有办法，把榴梿丢进山园的另一边，这么一座山，如何守？”
外劳说，钱不够，是真的；小园主说，做了都来养他们，但还是要做，不然做什么？等中万字啊？这也都是真的。
这样说，到底是谁的口袋破了个大洞呢？
隔离14天·没钱买粮
记得我说的电召司机迈汀吗？某天上午载太太去做产前检查，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把太太放在医院，先帮你送货，待会再赶回去。”日夜赶车，就是希望多赚一些。
下午，他紧急来电，“老板，候诊室有11个孕妇，第一个确诊了。”他太太是第10个，医务人员交待全部要做快速检测，然后回家隔离，三天后再检测。
这可不是小事了，我交待他，“今天起就自行隔离，让太太睡一间房，吃饭也隔开，要看好女儿。”5天后，太太确诊，那天去产检的孕妇，两三小时内，七八个受感染。迈汀和女儿也必须去做检测。
这段时期，正是七八月疫情高峰期，每日确诊人数2万多。
日赚日吃，储蓄甚少，隔离14天，几乎断粮；在疫情期间，很多都如此，在外奔波，不容易。一场世纪病毒，弄垮多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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