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巴窑杀童案是1981年发生在新加坡的一起谋杀案。1981年1月25日，有人在大巴窑区一座组屋的电梯旁边发现了一具九岁女童的尸体，两周之后在附近又发现了一具十岁男童的尸首。
据说两人被杀死的原因是有人使用他们的血液来祭祀兴都教女神时母。这起命案由自称是灵媒的林宝龙一手策划，其诱骗过无数女人，使她们以为自己拥有超自然能力。
受害者提供林宝龙金钱和性服务，以换取治愈、美容以及财运。其中两个女人成了他的忠实助手；陈梅珠嫁给了她，何家凤成了他的“圣妻”之一。
当其中一名被害人控告林宝龙强奸使警方介入调查时，他十分气愤，决定杀害儿童，阻扰警方再查下去。每一次，何家凤会诱使一个儿童到林宝龙的住家，随后三人会向儿童下药并杀死他。
林宝龙在女童死前还性侵了她。警方发现林宝龙住家外的一道血迹后，三人随即被逮捕。尽管本案英语名称（，直译《大巴窑祭祀谋杀案》）显示杀童是为了祭祀神明，但是三名被告都称他们在杀人过程中并没有进行祷告、燃烧香烛、振铃或作任何其他法事。
本案经过为期41天的审理，是新加坡法院当时审理的第二长的案件。没有被告否认有罪。
辩方律师为被告求情时说，被告精神失常，无需承担全部责任，以减轻犯罪责任为理据，希望免除被告死刑。辩护律师传召医生与心理学家出庭供证，他们对被告进行分析，断定被告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精神病性抑郁症以及轻度狂躁的症状。
控方证人对这些证词进行反驳，辩称被告策划与进行谋害时，完全掌控着自己的大脑。法官同意控方的说辞，于是判处三人死刑。两名女被告在等待处决的当儿，向伦敦的枢密院提出上诉，也请求新加坡总统给予赦免，但是都求助无果。林宝龙并没有寻求赦免，反而已认命，面带着微笑上绞刑台。三人于1988年11月25日在樟宜监狱被正法。
本案当时惊动新加坡全国，人们对于发生这样的罪案感到惊讶。三人的事迹报告与法律程序受到密切关注，好几年来新加坡人铭记在心。
大巴窑杀童案的审理受到新加坡民众的密切关注。人们成群结队聚集在法院之外，希望亲眼目睹林宝龙一眼与在第一时间知道本案审理过程。
当地各大报章详细报道案情，详述林宝龙所作所为的血腥及露骨成分，这冒犯了一些读者；圣安德烈圣公会教堂教区牧师佳能·弗兰克·洛马克斯给《海峡时报》撰稿时，投诉说这些报道可能腐蚀年轻人的心灵。
有几名读者支持他的看法。其他人则欢迎公开报道，因为这有助于公众意识到即使居住于犯罪率低的城市也有必要提高警惕。覆盖杀童案及审理的刊物一旦发行就吸引公众抢购。
本案的审理使得新加坡人心里视林宝龙为邪恶转世。有些新加坡人甚至无法相信竟然会有人愿意为这样一个人辩护。他们向卡信发泄心中之怒，有几个甚至对他发出死亡威胁。
另一方面，奈特的美名流传整个新加坡，公众认为奈特是将林宝龙绳之以法的人，使他的职业生涯更迈进一步。他处理了更多备受瞩目的案子，并于1984年当上商业事务局局长。他的良好声誉维持至七年后贪污罪名成立。
在监狱里，跟林宝龙一起坐牢的囚犯也排斥他、凌辱他。罪案发生的好几年后，关注此案的人仍然记忆犹新。记者认为本案的审理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轰动，“在这为期41天的审理所揭发令人毛骨悚然的性变态、饮血、中邪、驱邪及随意的残暴行为成了骇人城市的话题”。
本案审理结束的十五年后，《新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受访者投选大巴窑杀童案为最恐怖罪案，即使该报要求只可投选1998年所犯下的罪案。林宝龙变成了衡量当地罪行的基准；2002年，黎安东尼(Anthony Ler)的代表律师苏巴斯·阿南丹（Subhas Anandan）描述杀死妻子的当事人为“比臭名远扬的大巴窑灵媒谋杀犯还要酷、还要英俊”。
20世纪90年代，当地电影业依据杀童案制作了两部电影，第一部是《灵媒》。这部1991年制作的电影有大量外资参与，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该电影的剧本是在当地写的，旨在探索“三位主角的心灵”。但是导演却太过专注于性和暴力，导致拍成的电影在半夜放映时遭观众耻笑。16天的播映仅仅给电影票房赚来13万新元，一名记者称电影“比林宝龙事件相关非自然性行为与装神弄鬼还离奇”。
1997年的第二部电影《神与狗》在票房上也表现不佳，尽管反响更为正面。两部电影在寻找当地演员当主角时遇上困难：朱厚任基于林宝龙个性太独特，演员无法准确饰演而谢绝；谢韶光因为主角缺乏“可取之处”而拒绝。
杀童案的情节原本定在2002年罪案意识电视节目《真实档案》的第一集播出。然而，公众却抱怨预告片播放法事和杀人的扮演片段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这使得传媒公司新传媒对排程进行重组。第一集由比较不轰动性的故事所取代，将大巴窑杀童案的情节推后播出，给较为成熟的观众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