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岗一个不起眼的工业区一楼，老刘正忙着分拣仓库里的旧衣服，铺着隔雨布的地面上，分出了好几个衣服堆，轻薄的女士连衣裙、衬衫、半裙被他丢到同一个堆里。“你看这还挂着吊牌呢”，他扯起一条连衣裙给记者看，“好多女孩子的衣服，穿两三次就不要了，看着跟新的没差别”，他说话时双手不停歇，在几堆衣服中间忙活着。
在二手衣服这条产业链上，老刘属于一线人员，也被称为“散户”。他有一台三轮车，还有一台面包车。靠着这两台车，他穿梭在深圳各个居民楼里收购旧衣服，路程近骑三轮，远的话就开面包车。
老刘收上来的衣服，大都卖给了分拣厂，以吨为单位。夏季衫一吨价值六七千元（约三四千令吉），最近冬季衫行情一般，价格掉到了一吨六七百元（约458令吉）。分拣厂再把这些衣服卖到出口厂，出口厂是中国二手衣服出口产业中，获利最丰的一环。出口厂对接国外的经销商，夏季衫主要卖往非洲，还有一部分运往东南亚。冬季衫一部分将流转在国内再次销售，一部分也会流入俄罗斯等国家。
根据《Second-hand clothing in Afric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报告显示，2021年，非洲二手服装进口额达到 18.4 亿美元（约86.3亿令吉），其中中国对非洲的二手服装出口额达到6.24亿美元（约29.2亿令吉），这使得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二手服装出口国。
每件旧衣都有去处
老刘入这行两年多，除了前三个月在“交学费”，后面的收入一直很稳定，“反正比上班强”。“什么年代都有收破烂的吧”，他说。
老刘选择二手衣服这行，多少有点偶然。三年前的一个早上，他看电视，财经报导里正在播一个“东北老铁”的生意经，老铁在当地开了5家收购二手衣服的店面。老刘心里讶异，“衣服这玩意儿，还有这个用处”。老刘留了心，开始在深圳钻研这行的门道，“有一个交通工具，有一个库房，手里有一两万流动资金，基本上这事就可以干起来”。
从居民手里收衣服，花不了太多本钱，夏季衣物1块钱（约0.65角）一斤，冬季衣服5毛（约0.32角）一斤。老刘的获客渠道主要来自线上，他在抖音、微信、小红书、58同城……所有能想到的渠道上，定期更新收购衣服的消息。
老刘的同行中，不乏走街串巷收购衣服的“一线”。如小区门口的老魏就是如此，每天下午2点，他的三轮车准时出现在小区对面的空地上，附近的老头老太太、清洁工构成了老魏的核心客户群。
老刘选择线上的原因之一，是通过线上联系他的家庭，提供的衣物大多是自家穿剩下的，性价比更高，其中住宅小区里的居民出手的衣物成色最好，“10件里面，差不多10件都可以（在二手市场流通），城中村里10件有6件就不错了”，而且这些家庭对收购价不敏感，“我很多次去居民家里取货，人家都说不要钱，我碰到十家里面最多有一家在意价格的”。
相比之下，走街串巷收购的同行，手里的衣物多来自清洁工和老年人，这一群体更在意价格，他们出手的衣服品质也不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垃圾回收箱淘捡出来的。直播间、衣服门店的生意人，也会约老刘上门收货，“他们对回收市场摸得很清，数量不太多的话，懒得折腾，会直接给我们”。
直播间的衣服，一部分也来自于二手衣分拣厂，“一件衣服可能从我这里转一圈，最后再从直播间里转回我这儿”。在老刘的小仓库里，几乎囊括了家庭日常需要的所有纺织品——日常穿的各种衣物、内衣、丝袜、鞋包、布偶娃娃、棉被。
二手市场上“物依稀为贵”——童装、女包、男鞋这些品类在二手市场上很受欢迎，其中童装更为稀缺，更易卖出好价钱。女士衣服量最大，价格和需求处于最低一阶，女鞋量也大，同样不太好卖，老刘仓库的墙角处还堆着几包女鞋，“最近汇率变化，女鞋都卖不动”，鞋子跟衣服不一样，积压时间太久容易坏，“要是春节还没卖出去，再拿出来可能一半就是垃圾”。
仓库里，白色衣服被老刘单独分拣出来，这类衣物能以每吨1千多元（约655令吉）的价格卖出去。“白色布料容易泛黄，即便在我们手里还挺新，在海上漂一段时间，一受潮不知道怎样”，这些白色衣物，最终会被卖到中国的纺织厂，制成再生纺织品。“再说非洲人也不喜欢白色衣服，他们喜欢颜色鲜艳、宽松的衣服，所以热裤、短裙在非洲也不受欢迎”。
“别看这行门槛低，道道可不少，一不小心就踩坑了。我们这行也符合二八定律，好多人赚不到钱”。老刘入行之前，专门考察了大半年，把行业里的门道研究了一番，即便如此，入行后他也“踩过小坑”。
比如在深圳，很多平台会邀请老刘这样的“一线”加盟，加盟费从几千块到几万块不等，“我听说交得最多的一个人，交了三万九千八（约二万六千令吉）”。除了加盟，还有小程序平台，也会邀请老刘和同行付费入驻。“说什么你加盟了，或者入驻我这个小程序，给你引流，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收衣服获客你主要得靠自己。这些套路全是割韭菜”，老刘忿忿地说。
钱虽多却担忧面子
他的一个同行朋友，初入行时曾被分拣厂坑过，“收他的货之前，先让他交9,980块（约6,529令吉）的保证金。等他拉着一车货进了分拣厂，对方把大部分货物扔到一边说是垃圾，只给他3,000块钱（约1,965令吉）”，朋友不忿，又将一车货拉到其他分拣厂，“结果人家一看，全是最值钱的玩意儿，一吨货的报价少了2,000块（约1,310 令吉）左右，他总共有28吨这样的货”。
当然，老刘的“一线”同行当中，同样也有很多不守规矩的人，“把款式品相好的二手衣服单独单挑出来，高价卖出去，剩下最不值钱的衣服拉到分拣厂，这样分拣厂也赚不到利润”。
对于自己“一线”的角色，老刘乐于接受。“出口厂老板，有一年赚几百上千万的，也有一年亏一两百万的，什么样的人赚什么钱，你承受不了人家的压力”。老刘入行这两年多，同行之间的竞争一直很激烈，“宣称高价回收，其实就是幌子”的恶性竞争也一直存在。不过，他看重这份营生的收益和稳定性，“疫情期间也挺好做的”。
做这份营生之前，老刘是国企的正式职工，国企的工作稳定，但赚不到几个钱，他也不是个坐得住的人，在办公室坐了七八年，坐得一日比一日更难受，“想想还是辞职了”。
虽然现在时间自由，收入也比以前多，但老刘却很在意体不体面的问题，他还问过儿子，“要是哪天爸爸在路上骑着三轮车，人家说爸爸是收废品的，你心情会不会受影响”。
“不会啊”，儿子说。
“为什么不会？”老刘继续问。
“你自己动手赚钱，你又没有抢”，儿子说。
复述完儿子这句话，老刘表情舒展，反复点了好几下头，“就感觉，嗯……”他笑了，没有说出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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