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国外工作的近藤由理，迟迟联络不上独居在茨城县鹿岛市的母亲，平常她们都会用通讯软体联络，工作繁忙时至少每周也会通话一次。
但那一天，不管是通讯软体还是家里的座机电话，不是没有反应就是没有人接。无计可施下，由理拜托同学亲自去老家看看，且为了安全起见，请了警察到场、破门而入，依旧没有看到由理母亲的身影。
最后，在由理的要求下警察开始调查其母亲的就医记录，发现“3月22日，母亲近藤芳子叫了救护车，被送往邻近的医院，并在医院过世了。”之后，警察对由理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请您去当地的市公所一趟，而不是医院。”
无缘遗体无人认领
由理匆匆订了飞回日本的机票，一早直接赶往神栖市公所，负责的职员给了她一份死亡诊断证明书，死因是主动脉剥离，是年长者最容易遇到的紧急重症。当由理询问职员，“母亲的遗体在哪里？”时，对方的回答却是，“我们已经进行火化了。现在骨灰被放在无主公墓里。”听到这里由理惊讶得哭了出来，
“为什么我的母亲，在我不知情且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下，就擅自被火化了？甚至被放在无主公墓？”
不同于孤零零死去、过了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孤独死”（孤独死），死后其遗体无人来认领的情况，在日本被称作“无缘遗体”（无缘遗体）。汉字的“无缘”取自佛教用语，意为前世与佛、菩萨没有缘分，此生没有被拯救的机会。
但无人认领的无缘遗体，也并不代表死者是无名尸，多数的情况是联络不到亲属，或是即使联络到也不愿认领的情况。然而，近藤由理的母亲在没有通知到亲属、随即被火化的情况，却也并非个案。
近藤由理的母亲是在3月22日送医后当天不幸去世，3月24日直接被火化，市公所的职员解释，“他们知道女儿人在国外，但因为无法联络上，所以才直接火化。”
随后，市公所交给近藤由理一张账单，要求她去葬仪公司支付火化费用。但是当近藤由理询问她母亲的骨灰在哪里时，除了得到“被埋在无名公墓”这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外，市公所也表示“需要得到许可，才能办理取骨灰的改葬手续，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
有手机也寻不到人
在母亲过世后的八天，近藤由理才拿到母亲的骨灰坛，她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火化，“我不知道在没有遗族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火化。我原以为至少可以见母亲最后一面，但他们告诉我时，却什么都没了。”
根据神栖市市公所的说法，火化是依据《墓地埋葬法》进行的——当无法确定或是没有人可以执行火化或埋葬的程序时，当地的自治单位就必须代为执行。“无法与亲属取得联系，这一点令人遗憾。但我们是依据《墓地埋葬法》办理，希望能得到谅解。”
然而，近藤由理表示虽然她人在国外，但她还有一个住在异地的弟弟，对此，市公所则解释：他们曾拨打近藤母亲所登记的电话号码，但被告知“目前无法使用”；曾联络地域福祉推进委员进行调查，但只得到“目前没有可立即回应的亲属”的结果。
“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亲属调查的范围或火化的期限，而户籍调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目前的程序执行是由地方自治单位自行决定。”
许多地方单位的负责人也因为政府未制定统一标准而怨声连连，“寻找遗骨亲属时，通常会从三等亲内开始，但即使找到了人但也时常得不到回复，行政负担变得承重。”此外，也有负责人遇到堂兄弟姐妹表示愿意领取遗骨，但对方提交的户籍誊本，却未显示其父母是兄弟的事实，令地方单位非常头疼。
不管是墓地还是纳骨堂，许多地方已经面临可容纳空间不足的情况。但为什么明明有联络到亲属，对方却不愿意来认领呢？综合日本媒体报导，可以归类以下几点：
⑴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没有联系的情况正在增加。
⑵举办葬礼的平均费用超过100万日圆100万日圆（约4万令吉），亲属无财力负荷；即使采用最低限度的葬礼，10万日圆（约3,244令吉）也并非人人能负担。
⑶找到的亲属可能为侄子、侄女等远亲，不愿接收素昧平生的遗骨。
⑷无缘遗体的激增，反应现代人家庭关系的淡薄，但实际的“金钱”问题，也成了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亲属不愿意负担费用
在工资几乎没有上涨、高龄者的子女们年纪可能也不小，在只依赖自己的退休金生活的情况下，举办葬礼的费用势必是一项负担。就算死者有留下足够的钱，也不一定能够使用，某地方单位就表示，“金融机构没有统一的程序或标准，基本上也难以取得与动用。”
因此，在没有存款或是亲属不愿意负担费用的情况下，火化等丧葬费用就会由地方单位代垫，最后再由县政府支付。随着无缘遗体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方单位从制度年度预算时，就会开始规划丧葬费。淑德大学社会福祉学系的结城康博教授表示，“未来无缘遗体的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希望政府能尽快开始做出相对应的措施，”
“处理遗体本应是家属的责任，但现在也逐渐变成公共服务的一环。整个社会都必须意识到，用纳税人的钱处理遗体的时代已经到来。”
根据文章开头出现的近藤由理，最后从无名公墓接回了母亲的骨灰，并重新安葬在家族墓园。虽然她现在仍会懊悔，如果可以亲自为母亲举办葬礼，她一定会在棺材里放很多鲜花，送给爱花的母亲。
“我希望不会再有人经历我这样的痛苦，政府能够尽快制订完善的政策，让每个人都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迎接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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