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拿督谢诗坚
英政府在1877年委任阿里山大·毕麒麟（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为首任华民护卫司（他懂得中文），名义上是保护底层或新来的华人（新客），实则也与私会党人相互勾结，在中国贩运大量华工和妇女进入马新地区。
有关华民护卫司也似乎被形容为警方最早时期的“政治部”。首任护卫司是毕麒麟（1877-1887），因后期被打致重伤，在1887年离职后逝世。下来的护卫司全是英籍担任，也在各州相继成立。1891年在槟设华民护卫司、1893年在霹雳、1890年在雪兰莪、1911年在马六甲、1914年在森美兰、1923年在吉打、1927年在柔佛、1938年在彭亨。但条件是必须懂得中文。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45）前终止。
有一段记录足以描述华民护卫司、甲必丹及私会党介入犯罪的活动：
根据林远辉及张应龙所著的《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史》一书中这样说：“英国殖民当局虽在1829年禁止赌博，但实际上是明禁暗赌。即便在1856年设立了警察法令，也是对赌博业采取宽松政策。警察更把赌馆的存在视为可供勒索，增加收入的一大财路。结果赌博之风越演越烈。
在1841年，仅新加坡就有100间赌馆，直到1882年数目有增无减。
办禁烟大会被控上庭
与此同时，鸦片在未禁令下，其需求量不断增加。比如1912年，在马来联邦，鸦片税收为8百20万元（橡胶只占1百57万元）。到了1928年，鸦片税收1千1百余万元（橡胶只有3百71万元）。
鸦片执照不仅多发，而且数量惊人。例如在1847年，新加坡只有47间鸦片馆，但在华民护卫司成立后的20年内，即1897年，增至500间；到了1900年，更增加到550间。
虽然在1906年后，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华人纷纷成立“禁烟会”，要求政府全面禁烟（1970年，抗疫斗士伍连德在怡保召开3,000人出席的禁烟大会，也因此得罪了英国人，曾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其诊所拥有少量治病用的鸦片，但未申请注册而触犯法令），但在殖民地政府成立的鸦片调查团得出的结果令人哗然。
这个委员会于1909年出炉的调查报告中竟百般地美化吸鸦片的好处，也建议用鸦片专卖政策来代替当时的承包制度，从而增加殖民政府的收入。
英国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在1910年起废除鸦片承包制度，由政府实行买卖，也利用专卖的权力提高价钱。
其实，华民护卫司对赌博和鸦片的所谓管理，实际上就是对赌博业和鸦片业的保护，也确保政府有足够的税收。因此当时就在民间流行华民护卫司是“鼓励华人吸食鸦片的华民恶护司”。
除了管理和控制赌博业和鸦片业外，华民护卫司的另一个角色就是对娼妓的控制。
即使政府在1929年已禁娼妓活动，但娼妓也从“公娼”转入“私娼”，都是在护卫司、甲必丹及私会党的保护下得以继续营业。
提供一条生财之路
无可否认的，自政府于1889年查封秘密会社的组织后，也导致曾是私会党老大开始转舵，他们选择倾向政府，而宁可放弃所谓的非法组织。但这也无形中助长了地缘性和血缘性的组织，它们在一个特定时期用这些公开组织取代昔日的秘密组织。
这样的一种转变也让华人看到他们另一条生财之路。
华民护卫司这一名称于1934年时易名为“华民政务司”，角色仍未变，说穿了就是华社的“大哥大”，控制和驾驭所有华人大小事务。
即便政府在1890年实行社团法令。法令规定，尚未向当局申请登记的团体一概视为非法团体，同时也可豁免社团之注册，同样也对任何社团拥有查封的权力。
在战后（1945年），华人社团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如雨后春笋建立起来。
根据统计，目前马来西亚大大小小的社团有超过1万间，但仍有活动的也只有2千余间。若再严格来算，华团就只有不到1千间有活动的，甚至更少。
时至今日，所有的社团都需要注册，而私会党已不被允许注册。
虽然在1980年时政府有意将社团分成两大类，即联谊性质和政治性质。由于出现混淆也就取消社团修正法令。因为有人发现盲人协会被列为政治团体，顿使民间莫名其妙。经交涉后，当局才纠正错误。这一场反社团修正案的主要领导人是安华，他当时尚未从政，但在1980年打响第一炮后，他就再次火红起来，而在后来成为政治大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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