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血泪史】颁布紧急状态 万人被驱逐出境

日军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军在1945年9月重临槟城和新加坡军港。最初阶段,与马共有所接触,马共除了在吉隆坡悬挂招牌外,也组织工团和文化团体公开活动参与地方性工作,这包括出版报纸(《民声报》)及杂志举行公演,也介入工潮,为工人争取权益。

1955年参加华玲会谈的马共总书记陈平(左一)、中央委员陈田(左三)以及英军方代表大卫(左二)和马共代表拉昔(右)。
1955年参加华玲会谈的马共总书记陈平(左一)、中央委员陈田(左三)以及英军方代表大卫(左二)和马共代表拉昔(右)。

在1946年时,英军有鉴于抗日军阵容过于庞大乃劝服马共缴械,重返社会。在提供遣散费的同时,也让解除武装的抗日军自由活动,数目大概有6千名左右。
根据统计,在1941年到1945年的抗日年代,马共领导下的抗日军高达1万2千名。但在和平后,有近半人放下武器,留下一半的人数没“响应”缴械号召,且把武器弹药埋在森林各处,以备将来之用。

1948年6月16日,在霹雳和丰有三名园丘英籍经理被杀害,英军一口咬定是马共所为,也就借此机会在1948年6月20日在马新宣布紧急状态。当时英国也认定是苏联的全球战略,向各地的殖民政府发动攻势。这无形中英军被赋予更大的权力,不但查封左翼报刊,也将亲共组织一举揣走。更为严重的是,英军在实施紧急法令后,有曾想过要将50万的华人遣回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船运是一个问题;而中国政府会否接受也是另一个问题。

刚好紧急法令实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英国驱赶华人的念想就是要加重中国的负担。最后英军改弦易辙,将大部分华人留了下来。华人新村这独一无二的体制就在后来形成华人社会的血泪交加史(我们将在下一章提及)。

根据陈剑(南大生,研究马共的学者)叙述,从1948年到1959年期间,总共有38批华人被遣送回中国,大多数人被安排到茶场工作。这些被遣送回中国的人数约2万6千人,包括妇孺。

马共抗英撕破脸皮

与此同时,马共的抗日份子也回到森林打游击战,形成两军对峙。但因马共外援不足,也就没能力予以英军猛烈的回击,结果华人吃尽了苦头。虽然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获得独立,但紧急法令延至3年后才结束(从1948年6月16日-1960年7月12日,确实日期是6月18日,而6月24日在新加坡实施。后来为统一日期,将之改为1948年6月20日。在这之前的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

1955年的华玲和谈官方代表团,左起陈祯禄、东姑及马绍尔。
1955年的华玲和谈官方代表团,左起陈祯禄、东姑及马绍尔。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紧急状态时期(前后12个月3个星期)被遣送回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按记录显示,英军单单在1948年就抓了1万3千人,多数人被送回中国。在当时的统计(1948-1952),约有2万5千人被送回中国,包括他们的眷属。

这个资料是我在20年前访问广东钟灵校友会会长蒋成发时得到的数目。他说据不完全统计,归国华侨(包括他自己)虽比不上印尼归侨多,但这个数目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的左翼势力。另一方面,有资料估算,在3百余万的华人中,至少有50万人是支持人民解放军的。

虽然马共介入了抗英斗争,双方撕破了脸皮,导致屠杀或枪杀事件时有所闻。但很意外的,马共在1955年向马来亚自治政府发出和平的讯号,双方同意在12月在华玲山城举行双边会谈。

马共之所以同意和谈是因为一来马共在马泰边境落脚尚未获得保障。二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希望促成和谈。但由于马共不具优势,所提条件(承认马共)不得要领,双方谈判破裂。在这之后,进入六十年代,马共又掀起南下政策,但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泰国政府引线促成和解

来到 1961年,马新左翼党团及个人介入反“马来西亚”计划运动,在1963年达到高潮,包括东马的砂拉越也出现砂共的武装组织出乎意料的在1965年因印尼政变与反政变事件的发生,造成右翼军人苏哈多上台,也连带打击东南亚的左翼组织。

《我方的历史》为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口述历史,无疑是一部独特的历史文件。
《我方的历史》为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口述历史,无疑是一部独特的历史文件。

当1968年,左翼阵营(马来亚的劳工党、新加坡的社阵)杯葛参加大选后,属于非亲共的政党纷纷探出头来,企图取代马新左翼留下的“真空”。不幸的,在1969年的选举后,竟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时近两年。政府除了大举逮捕左翼人士及反政府组织外,也加紧他的剿共计划及推出收编反对党的策略,将“联盟”扩大成“国阵”。

即便时任首相东姑指责是马共煽动种族冲突,但内长伊斯迈不同意此说,他认为马共也感到震惊和不解。唯一令陈平告慰的是(见《我方的历史》),此时期上山的年轻人突然增多起来,致使在马泰边境的马共队伍增加一倍,从8百多名激升到1千6百名左右。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三方和平协议,正式结束了马共的武装斗争。照片中为泰军方代表、时任泰王国三军副统帅兼陆军总司令查哇力上将;左为马政府代表、内政部常务秘书拿督旺西迪(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全国总警长为代表团团员);右为马共代表、马共总书记陈平。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达成三方和平协议,正式结束了马共的武装斗争。照片中为泰军方代表、时任泰王国三军副统帅兼陆军总司令查哇力上将;左为马政府代表、内政部常务秘书拿督旺西迪(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全国总警长为代表团团员);右为马共代表、马共总书记陈平。

下来的日子,时局的变化实在令人眼花缭乱。1972年有中美重修关系、1974年有马中建交;1989年有苏联变天及东欧共产国家的分崩离析,也给马共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机会。

《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马共武装斗争的结束。
《合艾和平协议》的签署,标志着马共武装斗争的结束。

在泰国政府穿针引线下,马政府与马共开始有了谈判。经过五轮谈判,最后取得皆大欢喜的成果。三方(泰方、马方及马共)在1989年12月2日签署和约,真正结束41年的游击战争。这也是因为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下,给东南亚的左翼运动找到一个出口处,结束了近半个世纪而有超过1万人死于酷刑及枪林弹雨中的悲剧。马中关系也因马共与马方的和解再次突飞猛进地好转。

总的来说,如果说日军侵略是华人的第一次大劫难,那么紧急状态则是华人的第二次劫难。华人的血泪史罄竹难书。很快的,噩梦又再次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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