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发善心积福德，“济”世为怀心最乐！
创立于2014年的广济慈善协会，乃是由主席拿督丘伟伸、副主席丘岩立，以及秘书周菖誉3人共同发起成立的慈善团队。自成立以来，该团队秉持“不分种族、宗教和肤色”的宗旨，任何一方有难急需救济，都会不遗余力提供援助。
谈及协会的成立缘起，对此副主席丘岩立受访时表示，最初他们是受到主席拿督丘伟伸的影响，对方每个月都会到孤儿院和残障中心布施行善，久而久之也跟随主席的脚步，慈善的种子就在此时得到萌芽。
“有一次，刚好我们在斋馆用餐，期间我看到一本书，书里说的‘做善事，得福报’道理带给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提议不如成立一个慈善协会，集合众人的力量，一定能够把善心的种子播得更远，帮助更多的人，他们两人听了也非常同意，就这样促成了协会的诞生。”
回想协会成立之初，3人是通过微信群组（Wechat Group）拉拢身边的朋友进群做善事。由于缺乏经验，当时曾规定每人每个月必须捐助100令吉行善，后来才醒悟做善事应该是随心欢喜，不该硬性规定，遂改为“随缘捐助”的方式，反而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大家帮得开心，捐得乐意，协会的运作模式也日渐成熟、成型。
坚持透明化营运方式
他强调，协会坚持透明化的营运方式，每当完成一个慈善项目，都会把捐助详情列明在微信群组里，给会员们一个清楚的交代，同时也把详情贴在面子书，让大众了解协会的运作模式，同时也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求助管道。
“通常，我们会先打电话给求助者，初步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再安排家访实地考察，以此评估对方是否真的迫切需要得到援助。之后，我们理事将开会商讨，一旦通过审核，就会着手安排相关援助事宜。”
如此严格把关，一来是对大众善款的负责，毕竟钱要用在对的地方，以及对的人身上；二来，也因为有的求助者会利用慈善团体的爱心，这边厢跟A团体求助，那边厢又跟B、C、D团体搭上，企图“吃多家茶礼”，为了杜绝这类事件发生，只能尽量严格筛选过滤。
“比如说每个月发放给贫穷家庭的生活费和医疗费，以前我们是一次性发放，例如半年一次性给3千令吉，可是后来发现这样不行，谁知道有人会不会拿这笔钱去买电视、买手机呢？为了避免善款遭到滥用，现在我们已改为‘分期发放’的援助方式，即每个月发放300至500令吉，为期至少6个月，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援助。”
他说，之所以设定援助时限，是为了避免求助者产生过分的依赖心态。对他而言，援助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授之以鱼”，只是给予金钱财物，更应该“授之以渔”，比如鼓励他们重新振作，或是介绍一些工作，协助他们走出困境，总好过躺平享受善心人士提供的物资给予，却不事生产，那样做不是帮，反而害了他们。
提供身后事处理服务
除了捐助孤老院、援助贫穷家庭，协会也有提供身后事处理服务。丘岩立指出，以现在的殡葬行情，最低收费的身后事配套是3,800令吉，包括棺木、火化，以及骨灰撒大海，通常采用这个配套的都是无人认领的往生者；至于一般华人家庭，虽然家境贫苦无力承担身后事，但也希望在协会的帮助之下，能够让往生者走得有尊严，因此一般上都会选择“升级版”身后事配套，包括棺木、火化、骨灰瓮、道教打斋、佛教诵经、义山灵位，以及纸扎车、纸扎屋、“金童玉女”纸扎仆人等等，整个配套是9,800令吉。
值得一提的是，若是死于冠病的往生者，因为遗体需要进行特别的处理，所以必须再追加1,900令吉的遗体处理费。
“如果是医院里无人认领的往生者，通常我们不会惊动群组里的朋友，自己私下以个人名义处理；至于有家人的往生者，因为涉及的数额比较庞大，所以我们会向群组里有心慈善的朋友们进行募款。”
说到这里，他随即分享一宗最近发生的身后事处理案例，事主林先生（化名）的母亲不幸染疫去世，享寿67岁。由于林先生本身是位无业楼民，没有收入，其哥哥的家庭负担也颇为沉重，兄弟俩都没有能力为母亲办理身后事，因而寻求协会的帮助。
由于林先生的母亲死于冠病，因此整个身后事费用，连同1,900令吉尸体处理费，总共需要1万1,700令吉。经过结算后，协会只需负担1,940令吉，剩余的由所得筹款及帛金补上，整个身后事才得以圆满结束。
谈及协会的未来动向？对此丘岩立坦言，随着开放解禁以后，接下来他们会集中帮助老人院和孤儿院，原因是疫情期间大家都省钱过日子，很少有余钱捐给老人院或孤儿院，这也导致许多孤老院都陷入经济困境，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协助他们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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